洗”。
国、于二人被解到京城刑部大牢,乾隆下旨赐他们自尽。
和珅因此恨极了钱沣。
钱沣一不做二不休,又向乾隆告了和珅本人一状,说和珅身为军机大臣,每天不到军机处办公,独自一人坐在宫里“内右门”的“旧直庐”(旧日的值班官吏休息处)批阅公事。去军机处的军机大臣,仅有阿桂一人。其他的几个,如王杰与董诰却只到“南书房”,如福长安也只到“造办处”。遇到皇帝召见的时候,他们才一个一个从各人的房间走出,“联行而入”。“退,各还所处”。
乾隆大怒,叫钱沣兼一个“稽查军机处”的差使。这差使很不好当,过一年钱沣便暴卒了。姚鼐说,钱沣不是被和珅毒死的,而是积劳病故。
另一位御史管世铭在一个宴会场中扬言,准备弹劾和珅。当天晚上,他也暴卒。和珅的气焰,真了不得。像谢振定胆敢棒打和珅的姨太太的弟弟,又烧了这位舅老爷的“违制”大马车,而仅仅丢了御史之官,真是微倖。
阿桂的地位在和珅之上,是和珅的眼中钉。和珅常常怂恿乾隆,派阿桂去各地打仗、治河、查案,弄得阿桂疲于奔命,留在京城的时候很少。阿桂能够在嘉庆二年善终,总算福气。
阿桂在本质上是一个军人,政治上的勾心斗角非其所长。他很厌恶和珅,却无可奈何,只得在站班上朝之时不与他站在一起.离得远远的。非万不得已,也不与他交淡。和坤之所以不去军机处办公,而独坐在“旧直庐”批阅公事,这是一个原因。
另一个原因是,和珅一个人批阅公事,可以不让其他的军机大臣知道,等于作了皇帝。
皇帝被他蒙蔽得什么也不知道;而皇帝想十什么、喜欢什么,和珅完全知道。仅凭这一些“内幕消息”,他已经可以大发其财。企图升官的,必须走他的门路。怕丢官、降官的,自然更要走他的门路。不想升官,也不怕丢官、降官的,为了“办报销”,仍旧要走他的门路,因为他可以批驳账目单据,或拖延岁月,不把“报销”早日核准。
和珅的“人情”是卖不完的。每一次人情的代价,积累起来使得他成为“万万富翁”。
大官为了“报效”和珅,不得不向部下的小官索取“报效”;于是小官为了“报效”大官,又不得不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。有和珅这样一个人贪污于上,已足以弄得全中国民不聊生。倘若清朝在台湾的地方官不贪污扰民,林爽文便号召不了那么多的群众造清朝的反。王三槐之所以能在四川、湖北发动规模巨大的起义,也无非是“官逼民反”的口号,深合当时、当地的人心。
在乾隆六十年的时候,闽浙总督伍拉纳为了筹款报效和珅,竟然把他下面“不及格”的县知事“倒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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