府)、凤(风阳府)、颍(颖州府)、泗(泗州府)。换句话说,直隶他不愿管。湖北、陕西以及苏、鲁、皖、豫的其他州府,他也不愿意管。
清廷当然不准曾国藩推辞,仍叫他干。
所好,黄河以北的直隶省已有楚勇的首领刘长佑当总督,李鸿章也派遣淮军鼎字营十营,交给这十营的主将潘鼎新带去增援。
李鸿章而且加派刘铭传所统率的淮军到直隶去。曾国藩主张把这一支淮军留在山东济宁,与僧格林沁的残余部队(陈国瑞部)合力;倘若捻众渡黄河向北,才能让这一支淮军追到直隶去,否则以留在济宁为妥。不久,他又留下潘鼎新的十营淮军,不让他们去直隶。
曾国藩首先决定了战略:以有定之兵,制无定之“贼”。然后,他根据这个战略,定下一步一步的实施方针。他选定徐州、济宁、周家口、临淮关四个据点,作为“四镇”,分别由张树声、潘鼎新、刘铭传、刘松山负责。这四位中前三位属于淮军,最后一位属于老湘营(王錱的旧部)。
有了这四镇,曾国藩准备把捻众限制在颍河、运河、黄河、贾鲁河。
但是,贾鲁河仅存了一个空名,必须大规模挖濬(挑沙),才能名副其实,用来作为防堵捻众之用。河南省的巡抚与人民,却很不愿意作这件挑沙的工作。
由于曾国藩坚持,刘铭传与潘鼎新二人卖力,贾鲁河的沙竟挑了一大部分,运河的长堤也筑了。沙河的堤,却不曾如期筑好。
曾国藩在同治四年五月初接到“节制直、鲁、豫三省”的谕旨,到八月初四才慢慢地乘船来徐州。这一次,正如当年他丁忧假满,清廷叫他“东山再起”之时,清廷越着急,他越是有意无意地行动迂缓,求稳而不求快。
他认为,要打捻必须有马队。捻军一人数马,决非以步兵为主的湘军淮军所可对付的。僧格林沁是来自今日辽北省的蒙古人(科尔沁的郡王),所部以马队为主,因此才能够追奔逐北于豫、鄂、皖、苏、鲁五省;其后失败一半也是由于丢掉成千的马骡,一半由于行军太猛。
曾国藩并不希望把湘、淮的步兵大规模地骑兵化,但很想:(一)接收僧格林沁所遗留下的马队;(二)调来鲍超的骑兵十二营(鲍超共有步兵二十营、骑兵十二营);(三)叫李昭庆编练新骑兵若于营。
僧格林沁所留下的马队,不足一千人;不久又被清廷调走,去剿办奉天(辽宁)的“马贼”。鲍超的“霆军”(起初称为“霆字营”)在湖北金口哗变,其中的很多人南走广东,找残余的太平军合伙,鲍超本人也带了整理后的霆军南去,帮左宗棠对付汪海洋。于是,曾国藩所能指挥的骑兵,仅有李昭庆的若干人马而已。(刘铭传等人的军队也各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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