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研若黄河之水,停息之日乃断流之时。
杨锐也必须保证离子通道实验室的人员充足,且满负荷工作。
有诺奖要满负荷工作,没有诺奖更要满负荷工作。
所以,即使他能要来更多的名额,他也不愿意有更多的研究员前往瑞典。
多出来的名额,杨锐决定全部用来梳理关系。
他前往国外是为了梳理关系,而在国内,他也不能轻易的放任。
这其实也是一个选择何种方式获得诺奖的选择。
要说诺奖与国家的关系,其实是很矛盾的。
如果将诺奖获得者梳理一遍的话,能够将之分成三种。
第一种是在本国就很知名的一流学者,第二种是世界公民式的一流学者,第三种是在本国并不受重视,甚至缺乏名气的一流学者。
第一种获奖者很好理解,大部分诺奖获得者都是这样的。
第二种获奖者往往代表着复杂的身份背景。
比如81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休伯尔,他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,但他的父母是美国人,所以,他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双重国籍。
更常见的是郝维西这种,他是4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,出生于匈牙利,并在匈牙利受教育,但因为与1919年短暂成立的苏维埃政权有牵连,就被****的民主匈牙利给赶了出去,前往德国工作,然而,纳粹掌权之后的德国,又对犹太人郝维西极不友好,郝维西不得不辞职前往丹麦,继而逃亡瑞典。
那个用王水溶解了诺贝尔奖章,并将装有王水的瓶子光明正大的放在一个架子上,并在战争结束以后,拿回重铸的奖章的故事,说的就是郝维西。当然,那时候的郝维西还没有拿到自己的诺奖奖章,他是为了劳厄和弗兰克溶解的奖章,这两位分别是14年和25年的物理学奖得主。
至于第三种类型的获奖者,往往遭遇的是尴尬。
比如获得1965年诺贝尔生物学医学奖的三名法国科学家,他们全都不是法国科学院的院士,而且很长一段时间,都没有当上院士。日本的福井也是在获得诺奖以后,才被推选入日本学士院的。所以,屠呦呦不是中国的两院院士,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科研生态。
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。
但是,第三种诺贝尔奖获得者,固然是将本国科学界的脸颊打的啪啪响,可要说得奖以后的发展,是远远不如第一种获奖者和第二种获奖者的。
特别是第一种获奖者,自本国出发,获得世界级的成就,是最顺当的一种,其中典型的例子如桑格,58年得了一次奖,80年又得了一次,说明他在得奖之后的日子里,是得到了充沛的资源支撑的。
第二种和第三种就比较辛苦了,尤其是第三种,打脸一时爽,年年要内耗。
杨锐如今才是二十几岁,他可不想将大好的青春年华用来事后撕逼上面。
杨锐主要请教了三个人。一位是北大的蔡教授,一位是朱院士,一位是景存诚。
蔡教授为他提供了来自北大和生物学小圈子内的期待,朱院士为他介绍了学界的大拿们的想法,景存诚则为杨锐联通了政界。
听起来复杂,但是,有远赴瑞典的往返机票,事情做起来就很容易了。
杨锐只是多出现了几次,还特别筛掉了几个人,最后将所有人都拉到成果鉴定会上,给自己投票,就算是将出访团给定了下来。
G蛋白偶联受体的清晰构象的成果鉴定会上,凡是对杨锐单独获得成果有异议的成果,都是杨锐统战的对象,而凡是赞成这个结论的学者,自然就被看做是杨锐的支持者。
杨锐也不管他们真支持假支持,反正,只要梳理一圈,没有碍事的疙瘩,他就满意了。
最后,在确定了全部团员之后,杨锐又填上了景语兰的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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