爆发的令人陶醉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PCR实验室的工作压力,也迅速的从实验,转向了应付大量的参观者。
杨锐由此从实验室一线脱离了出来,但休斯顿等人依旧奋斗在PCR仪旁边。DNA鉴定的结果是要用于司法程序的,尤其是在开始阶段,人为错误是要尽量避免的,新培养出来的实验员,还远没有到能自由上岗的程度。
相比之下,杨锐将更多的时间用在应付参观者方面,倒是轻松许多,可休斯顿等人依旧感到很不好意思。
“你原本是来瑞典做考察的,结果变成了繁忙的工作,真是抱歉。”休斯顿不止一次的提起此事。给别人添了麻烦,这在瑞典文化中是大事。
“能让PCR发挥作用,我总归是愿意的,耗费一些时间,也是没办法的事。”杨锐心里乐意的不行,换成别的诺奖学者,要想请瑞典科学家来参观自己的实验室,非得费九牛二虎之力不可,招待起来更是靡费——不光是费用上的,更是时间上的。
杨锐此时却是简单的不行。PCR实验室放在了斯德哥尔摩警局,来访的宾客首先要被警察局筛一轮,又因为PCR实验室是斯德哥尔摩大学合办的,于是又要被斯德哥尔摩大学筛一轮,最后剩下来的,小喽啰就很少了。
而在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中,总共有三个步骤,第一是提名,这里面除了瑞典的六所大学的教授之外,还有多所国外的大学,以及历届诺奖得主,在这一步,算是国际化的。
但从第二步开始,就是纯粹的瑞典化的。
第二步是诺奖委员会筛选被提名的科学家。这支五人组成的委员会,基本就能决定诺奖的大部分归属了。不过,真正的决定权是握在由数百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手里,这些评审委员会的成员,也都是瑞典科学家,他们代表着最终决定。历史上,五人委员会做出的决定,被评审委员会打回去的不少,事实上,几乎每年都是要撕一场乃至多场的。
五人委员会角逐出一个名字,评审委员会打回去,五人委员会再角逐一个出来,评审委员会再打回去。
不管这两个步骤循环多少次,做出决定的,都是瑞典科学家。
这是诺贝尔留给瑞典人的最大遗产。诺奖的运营方式,也使得瑞典科学家,在世界顶层科学界中,总是享受着特权地位。
就像是现在,杨锐也得非常耐心的为来访的瑞典科学家,介绍他的PCR实验室,换成来的是美国人,自个儿撒尿玩去吧,没空管你。
成名比较久的科学家,或者是多次成为诺奖候选人的科学家,在如何面对瑞典科学家的问题上,往往需要多做思考。
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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