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0元外汇券,等于70美元,或者六七百元人民币。
按照大学生毕业四五十元的收入来说,这一顿饭就要吃掉一个普通人一年的薪水。
这么多钱,杨锐要是直接塞给王亚平,他是肯定不敢要的,但换成一餐美食,却让王亚平的精神升华了。
换一种说法是王亚平的心灵被金钱炮弹腐蚀的更深了。
回到学校,王亚平差不多是把杨锐的事儿当成自己的办了。
只是过了两天的时间,毛启明的学生会申请就被通过,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学生会宣传部干事。
同时,王亚平还自做介绍人,推荐毛启明入党。
毛启明惊喜万分,更是对杨锐万分感谢。
在1984年,入党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大事,特别是对大学生更是如此。
普通工人和事业单位的职工,是否入党并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,能不能提干,能不能升官,多数还看领导的决定。
但在大学里,大学生的未来差不多都掌握在毕业分配这一环上。
分配的好就好,分配的差就差,对普通人来说,这是改变一生命运的决定。
从2015年倒走30年,大多数人都很难挣脱当年分配给自己的命运。
留校或分配做大学老师的学生,多数继续做了大学老师;分配做记者或编辑的学生,多数继续留在了报社或杂志社;分配到部委的学生,多数继续留在了部委;分配到国企的学生,多数继续留在了国企;分配在北京的学生,多数继续留在了北京;分配到县乡的学生,多数继续留在了县乡。
从一个城市调工作到另一个城市,从一份工作调到另一份工作,比下海创业还要难,而下海创业的成功系数,比升官发财还要低。
大学生入党对毕业分配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。
从小处说,在大学入党的学生的党龄变长了,有利于资历的积累,从大处说,大学期间入党的学生获得了竞争优势,譬如后世的公务员考试的要求那样,有的岗位要求硕士生,有的岗位要求基层经验,有的岗位又要求党员,什么都不要求的岗位,往往是数千比一的数据来源,而要求越多的岗位,能够竞争的人就更少,这些岗位还往往更好。
对80年代的北大学生来说,毕业以前入党,铁定进入极好的党政机构工作,使劲跳一跳,如国务院办公厅这样的机构都能够触碰到。
毛启明是个甘于“庸俗”的学生,他的梦想就是分配一份好工作,做个大官儿,和古代的进士官儿也没什么两样。
杨锐用自己的资源给了毛启明这样一个平台,毛启明说是感激涕零都不为过。
接下来几天,毛启明恨不得把洗脚水都给杨锐打来,反而让杨锐自己很不好意思,不得不挡着毛启明说:“我本来就要找王亚平办事,说一下你的事,本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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