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第一阶段的论文,若是制药公司想以此为基础盈利的话,也要支付上百万美元,仅此一项,就足够华锐实验室以奢侈的方式运行许久。
投入巨大而少有利润的实验室是研究不出新东西的实验室,但在世界上,除了政府委托官僚们运行的实验室以外,总有一些实验室是盈利的,比如著名的贝尔实验室,还有借手机市场而繁荣昌盛的高通实验室,更早期的爱迪生的实验,以及诺贝尔的实验室,也都是超盈利实验室的代表。半导体行业和制药业也都是半实验室化的,一间投入数十亿美元的半导体工厂往往只有几十上百名员工,其中拥有phd头衔的数量怕是比一个大学的还多。新锐药品更是完全依靠实验室来开发的,后世的五百强企业中,制药公司的核心几乎都是实验室。
不过,和其他行业的金字塔比起来,科技行业的金字塔更尖锐更残酷,一家实验室是超盈利的,那与之相对的,同一个领域的研究机构自然都是负盈利的,在科研竞赛中失败一次还可以,失败两次三次的,要么争取更多的冤大头的投入,要么就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活,继续竞争下去,若是还不能翻身,多数就此死掉了。
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,死掉的实验室都比活下来的多。
想象研究同一个领域的实验室汇集起来,就等于是一个班级,假如一个班级只有第一名能得到表扬,而连续两年不能受到表扬就要被淘汰,这样的班级将会是何等的残酷。
更残酷的是班级里的成员还在不停的轮换,不断的有名校学生转学进来,或者有新人申请入学……
80年代的中国实验室能幸存下来,也多亏了勤俭持家的传统,以及较低的人员流动率。否则,优秀的研究员被挖走,科研竞争无以为继,实验室很快就会衰败掉。
而在杨锐读研的时代,科研人员的流动率加大,所谓的千人计划,或者长江学者等等,都等于是不得已的反挖人计划……
王晓芸没有经历过残酷的科研竞争,或者说,她和同时代的中国科研人员都没有经历过高流动性的科研时代,这使得国内科研机构,也从来没有为科研人员服务的意识,落在30年以后,高端科研精英才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去分离一双手套,如果是研究正在紧张阶段,他们宁愿自己贴钱去买各种消耗品,但是,一旦研究完成,不能提供补偿和补贴的研究结构会被立刻踢开,各地有的是挥舞着金元的实验室嗷嗷待哺。
涂宪向魏振学和贺全贵笑了笑,三步并做两步的追上王晓芸,笑道:“别生气嘛,他们也是被惯坏了。杨锐还是个年轻人,用香港老板的钱,花钱如流水,但他的确有做出东西来,比如这一次的论文,算起来,总共也就花了几十万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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