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的北京工人的年均工资有2000多元,但这是中国首都最伟大的工人阶级的收入,在下岗潮汹涌之前,工人工资是远高于中国人收入的中位数的。
再者说,工资并不能简单的转化为可支配收入。即使是双职工家庭,每年的开支也很高,单职工家庭就更不用说了,2000多元少说要吃掉一半。
耿健家在农村,条件在当地不好不坏,但供养一名北京的大学生却不轻松,以至于每个月只能给耿健10元到15元的生活费。
加上学校的补助,耿健的月生活费也就是30元左右,比很多地方大学的学生多一点,但肯定比北京的学生要少的多。
600元的花瓶,耿健不知道要赔到什么时候。
少妇见耿健不言语了,却不给他思考的机会,用力拉着耿健,道:“我要找你们校领导,花瓶你赔不起,让你们学校赔。”
连带责任的大旗,进一步把耿健吓的魂飞魄散。
杨锐望着耿健,同时置换自己的角色,亦是暗自摇头,这么心制作的碰瓷,又岂是一名普通学生所能招架的。
事实上,在后世的法律法规相对完善的情况下,碰瓷都极其难以处理,更别说是1984年的现在了。
可以说,除非被碰瓷的人有确定无疑的证据,否则双方就是一笔糊涂账,无论是承担100%还是10%的责任,被碰瓷者都会产生足够有驱动力的利益。
后世还有摄像头之类的玩意儿,84年不仅没有,碰瓷成员的技巧还好。
严打以前,做这种事的人也不在少数。
不过,职业碰瓷的做的久了,总归是要留下案底的,王弼找的却是位清白人士,给的条件也不是现钱,除非有人深挖,否则根本没有破绽。
耿健所面临的,无非是赔多少的问题。
耿健也意识到了问题,但在表面上,他还想硬气一把,试探试探,于是做凛然不惧状:“不是我撞的,你找谁都没用。”
少妇费洁提高声量,道:“那咱们就去你们学校评评理,看有用没用。”
“找就找,你不要拉着我。”
“我不拉着你,你跑了怎么办,走,咱们去找你们的校领导。”少妇不上当,当场逮住和到处找人可是两回事,她是受过训练的,对耿健的虚张声势怡然不惧。
耿健的脚步挪动了两下,还没有走出围观的圈子就停下了,他当然不敢回学校。
不仅因为现在的学校管理严格,还因为他是预备党员。
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,党员简直可以称作是预备官员了,耿健无论如何都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因此被校领导知道。
“你想怎么样?”耿健无奈的问出这句话,宣告主动权易手。
对于接受过简易碰瓷训练的少妇费洁来说,这更是宣告酬金到手了:“花瓶碎掉了,你赔我620,你要是没钱,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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