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来找我要办公室,我肯定说尽力克服一下,偏偏杨锐并没有要求办公室。”刘院长的表情很无奈,给人送东西向来是最麻烦的。
蔡教授沉吟片刻,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说下去,转而问:“杨锐写的怎么样了,他写到多少章了?”
“十几章吧,因为是英文的,我没有仔细看文稿,你知道的,我读英文的文章慢的很,也累……”刘院士说着笑笑。
蔡教授的眼睛眯了起来:“你看到的《基因组学》是英文的?”
“对。”
“基因组学是他上课的内容吧……他是以自己的教案为蓝本写的这本书,他上课的时候,用的肯定是中文吧。”
“当然,当然是中文。”刘院长回答。
“所以说,他写了中文的教案,又整理了一份英文的?”蔡教授的逻辑很清晰。
刘院长也发觉了问题,迟疑着说:“大概是这样……我看到他桌子上的英文版,当时没多想。我还提出让咱们北大的出版社帮他出版讲义,然后,杨锐说已经联系了出版社,想先等他们的消息。”刘院长顿了一下,又道:“我联络了清华的?友,杨锐也没有在清华出版。”
“他当然不会在清华出版了,他是想在国外出版。”身为高阶学者,蔡教授很能理解杨锐的想法。
在第三世界国家出版的专著,世界主流学术界根本不关心。
就好像某埃及著名学者以阿拉伯语发表的专著,除非是民族学著作,否则,根本不会有剑桥或者斯坦福的教授去阅读它,想阅读也没有条件,自然就泯灭于众人了。
所以,在这个英语占据世界主流的世界里,论文要发表在英文期刊上,专著也一定是要以英文的形式在英语国家出版,才能受到可能的广泛的关注。同样的道理适用于二战前的德语,达尔文时代的拉丁文。
中国六十年代做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工作,论文都是一篇中文一篇英文的发表,中文的发表在《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》上,英文的发表在国内唯一的西文科学期刊《scientiasinina》(《中国科学》)上。
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在二战后,将大量的论文以本国语言发表——苏联和日本。苏联是世界一极的时候自然不用说,苏联完蛋后,俄文期刊也就算是完蛋了。日本则是另类典型,在日本高速发展的时代,在那个日本人可以说不的时代,日本的论文水平也是非常高的,以至于一些英语国家的学者在日本人占上风的领域,不得不找人翻译日文论文。
听起来很爽是没错,然而,现实是不会向精神屈服的,有时候,人们以为现实屈服了,但很快,现实就会像是永不弯折的竹子似的,飞快的反弹回来,重重的打在你的脸上。
进入二十一世纪,不能跟上时代的日本学术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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