依旧在牧马,由群牧使执掌,不过所牧养出来的国马大多供给边军,或送入仗内闲厩充当南衙仗马;而北衙禁军有自己独立的仗外闲厩,所用的马也大多是购买来的胡马。
至于尚乘局,早就凉了。
那么管理仗外闲厩的职务是什么呢?
答案就是,前期为闲厩使充当,所以武后到玄宗时期的诸位皇帝,无不重视闲厩使的人选。
可到了后来则为“内飞龙使”担当,全称“内飞龙闲厩使”,后来直接简化为飞龙使。
内飞龙使的使职名字源自“内飞龙厩”,其由武后设立,位于北玄武门,又称“禁马骥院”。玄武门正是禁军宿卫处,飞龙厩便是饲养他们战马的场所,共分左飞、右飞(飞骑即羽林)、左万、右万(即万骑禁军)四闲,及东南内、西北内二厩(内即是禁宫之意)。
飞龙使由宦官充当,正如上文所说,皇帝总是希望最信任的人掌管禁军所乘马的仗外闲厩。
肃、代时期,炙手可热的大宦官李辅国、程元振无不担当飞龙使。
若是到了本位面历史的后来,宦官不但垄断所有禁马,又担当了神策军中尉,后来更是担当枢密使可以入“延英召对”,也就意味禁军、禁马、朝政全归“北司”宦官集团控制,完全可操纵皇位的废立,通常所说的“宦官专权”也就由此而来的(其实宦官虽然专权,但并不会对皇权造成实质性威胁,这点就不多谈了)。
仗外闲厩的事理清楚了,那么便回到高岳奏疏的“八马坊”上来。
高岳在奏疏里说得很明白,唐玄宗大买胡马,可京城禁苑也就那么大块地方,数万匹马在那里,光是栓系饲养还好解决,但马是要跑动的,需要很大的场地,时间长了就觉得禁苑根本不够用的,再加上马要吃大量的饲料、草料,主要靠京畿地方以“草税”形式供应,很快把京畿给吃空了。
玄宗只能下令,一是将部分仗外闲厩的禁马送到边军去增加他们战斗力,二是要求河陇监牧停止再贡马(朕养胡马都够呛,你们国马就别来凑热闹),最后他还接受了个办法:
那就是在京畿与河陇间的凤翔、泾州、邠州、宁州设置了八处马坊,即《新唐书》里所说的保乐、甘露、南普润、北普润、岐阳、太平、宜禄、安定(有的史料里叫七马坊,是把南北普润合一了),共设田一千二百三十顷,称为“马坊田”——种植马匹所需的作物,然后把禁马送到这里来放牧、饲养,宫苑内只留足够禁军骑乘所需数量即可。
所以实际上河陇监牧是养马送给仗内闲厩的,属太仆寺系统。
而八马坊则是接纳仗外闲厩送来的禁马的,属闲厩使(飞龙使)系统。
两者实则是井水、河水关系,系统职能不同,地点也不同,唐朝皇帝怎可能将好不容易弄来的禁马交给外廷人呢?宋儒们写书时张冠李戴犯了错误,这群在此时代最受尊重的读书人主政,能搞好马政才有鬼了,连前一个朝代的基本概念都分不清楚。
安史之乱后,不管是监牧还是马坊,都废掉了。
河陇全丢给西蕃了,而八马坊所在的州郡也是多年杀来杀去,也没人有心思安心放养禁马。
很多原来的马坊押官、掌闲人,都沦为马贼,为害一方。
这时高岳上疏,要回复昔日的“八马坊”制度,不过他有所变化,要求在陇州的汧阳(韦皋)、凤翔的普润(神策军张巨济)、泾州的灵台(我自己)、邠州的宜禄长武城(李怀光)这些地方,先恢复个“四马坊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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